深圳APEC峰會前,北京寧可推掉送上門的三方元首會談,也不肯讓習近平與川普、普京即興交談。部長會改線上、閉門交流取消、全城進入戰時模式,前海一把手投案,香港跟著草木皆兵。一個自稱強大的政權,為何在自家主場處處流露恐懼?

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,亞太經合組織第33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在深圳舉行。這是中國自2014年北京雁棲湖會議之後,時隔12年再次主辦APEC峰會。美國總統川普、俄羅斯總統普京、日本首相以及其他十多個經濟體的領導人,預計將齊聚深圳福田區香蜜湖的深圳國際交流中心。

按常理,這應是北京最樂於展示的一場主場外交。然而會前傳出的一連串消息,卻讓這場盛會籠罩在一層難以解釋的陰影之中:一場送上門的三方元首會談,因北京堅持「結果先定」而可能告吹;部長級會議被要求改為線上;領導人之間的閉門交流被提議取消;深圳全城進入「戰時模式」,安保之嚴,被居民形容為近乎變態;習近平當年親手選定的樣板區前海,一把手在五中全會前夕投案;連一河之隔的香港,也跟著草木皆兵。

這些看似零散的現象,指向同一個問題:一個自稱強大自信的政權,為什麼在自己的主場上,處處表現出恐懼?要回答這個問題,不能只看一次會議的安排,而必須看清共產黨統治的本質。一個依靠謊言建立,依靠恐懼維持,依靠鬥爭延續的體制,最終會把恐懼帶到每一個角落,包括它最高領導人的會議桌上。

一、一場被北京自己推開的「歷史性會晤」

深圳峰會原本最大的看點,是川普、普京與習近平的三方會談。這個構想並非來自華盛頓,也不是北京首先提出,而是出自莫斯科。9月1日,克里姆林宮外事助理烏沙科夫首先放出風聲,表示可以考慮三方會談的形式。據《華爾街日報》報導,10月9日,普京在與川普通電話時直接提出,在11月深圳APEC期間舉行三方會晤,討論烏克蘭問題。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隨後證實,相關討論確實存在。

普京的盤算並不隱晦。《華爾街日報》10月19日報導,普京心中設想的是一場新的「雅爾塔會議」:三個大國坐下來劃分勢力範圍,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不在桌上。普京同時把會議地點放在中國,讓習近平擔任東道主。對北京而言,這本是一份從天而降的外交厚禮。三大國領袖在中國土地上商談世界大事,習近平居中而坐,其象徵意義遠超過任何一份經貿協議。

然而11月10日,《華爾街日報》的另一篇報導揭示,這場會談恐將因北京自己的條件而流產。一位中國官員對該報表示,北京願意主辦三方會談,但前提有二:議程必須事先商定,結果也必須事先確定。北京希望三位元首到場後,各自宣讀事先準備好的聲明。如果這一格式無法談妥,北京寧可放棄三方會談,改為習近平分別與川普、普京舉行雙邊會見。接近北京高層的人士說得更加直白:習近平要的是一張具有歷史意義的合照和一份聯合聲明,他不要的,是無法預測的討論。

美方的立場恰好相反。川普團隊堅持三方應當自由交換意見,川普本人也公開表示,見到普京與習近平時,要談許多問題,其中包括無核化。對此,中國官員隨即回應:在核武問題上,北京不參加三方談判。

這並非格式上的技術分歧,而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會議觀。博弈論中有「廉價話語」之說:無需付出任何代價就能說出口的話,對方不會當真。事先寫好、各方同意的聲明,正是廉價話語。元首會晤真正的價值,在於你來我往的那幾分鐘。對方突然一問,答得快不快,敢不敢當場拍板,這才是情報,才是交易。北京的要求,等於把會晤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整體刪除,只保留最沒有價值的部分。

川普恰恰是最不可能接受這種安排的人。2019年6月29日,他在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,清晨突然在社交媒體上發文,表示次日將赴韓國,若金正恩願意,可在非軍事區與他握手致意。外界普遍以為只是玩笑。6月30日,兩人真的在板門店會面,川普跨過軍事分界線,成為第一位踏上朝鮮土地的在任美國總統。從一條推文到歷史性會面,前後不到30個小時,沒有議程,沒有講稿。現在讓這樣一位領導人飛越半個地球,去宣讀一份別人寫好的稿子,等於請他來當配角。這場三方會談即使最終舉行,也不過是一場拍照會;更大的可能是無疾而終。

北京寧可把一場送上門的大戲推開,也不肯讓自己的領導人多說幾句話,這本身就是本次峰會最值得追問的謎題。

二、凡不能照稿者,一律刪除

三方會談的「劇本化」要求,並不是北京在深圳峰會上提出的第一個反常安排。

英國《金融時報》10月6日報導,北京向其他成員提議,把深圳APEC的外長與貿易部長會議改為線上舉行,同時取消領導人之間傳統的非正式閉門交流。據報導,若按此安排,留給二十多位領導人的活動,基本只剩一場公開的正式會議和一場晚宴。其他成員當時即表示反對,認為實質討論與非正式交流的空間將因此喪失。

要理解這兩項安排的份量,必須回到APEC領導人會議的初衷。這一傳統始於1993年。當年美國總統柯林頓把各成員領導人請到西雅圖附近的布雷克島,不打領帶,不念講稿,圍坐交談。

「非正式會議」之名,正是要讓元首們卸下外交辭令,面對面把問題說清楚,在討價還價中表明立場,解決難題。部長級會議則通常在領導人會議前一兩天舉行,各國外長與貿易部長逐字逐句磨合宣言文本,分歧在這一層先行化解,領導人才有東西可以拍板。部長會改為線上,真正的磋商便無從進行;閉門交流取消,峰會最有價值也最難控制的時段便被抽空。若一切都事先寫好,照本宣科,這個會議實際上已無必要存在,一份聯合公報即可代替。

與2014年北京峰會相比,反差尤其強烈。當年習近平上任僅兩年,在雁棲湖主持會議,帶領各國元首身穿新中裝合影,出席晚宴,觀看煙火,又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中南海散步長談至深夜。那時北京擔心的,是他露面不夠多。12年後,同樣是主場,北京擔心的卻變成了他自由活動的時間太長。

把10月的部長會議、閉門交流,與11月的三方會談放在一起,一條清晰的規律浮現出來:凡是不能照稿進行的環節,一個接一個被刪除。這不是偶然的禮賓調整,而是一種模式。

三、身體與授權:極權體制下領袖的雙重困境

北京為何作出如此安排?從現有跡象看,最直接的解釋是,習近平已難以應付這類場合。可能的原因有二,而二者並不互相排斥。

第一是健康。把近幾個月的行程排列起來,可以看到一條連貫的軌跡。8月31日在比什凱克,白天的會見照常進行,晚間的大型開幕式卻告缺席。9月在新德里出席金磚峰會,印度總理莫迪為各國領導人舉辦的晚宴,他沒有出現。9月23日至25日訪問美國,《華爾街日報》10月2日報導,中方要求在白宮西翼設置專用休息室,行程依照他「能站多久,能走多遠」來安排,會談與國宴之間空出約五個小時,參觀美國國家檔案館僅停留十分鐘左右。

外界因此流傳,習近平連續工作大約只能維持一小時;更有傳聞稱,重要場合之前須靠注射激素支撐。這些傳聞無法證實,但與行程安排所呈現的方向一致。若如此,三方會談便是一場體力的考驗。三位元首你來我往,可能持續一兩個小時,其間無人知道會被問及什麼。對一位體力衰退的領導人而言,最大的風險,莫過於在全世界的鏡頭前反應遲緩,接不上話。

第二是授權,這一層更為嚴重。據海外消息,今年北戴河會議之後,中共中央恢復集體負責,並設有一個「決策議事協調機構」。若此說屬實,習近平坐上談判桌,一旦觸及核武、烏克蘭、台灣等重大議題,便無法當場拍板,只能回北京討論。

政治學中的「委託代理問題」指出,一位代表手中是否握有授權,對手只需一試便知。沒有授權的人,最怕的就是自由討論,因為對方一追問,他只能回答「回去研究研究」。說一次尚可,說到第三次,全世界便知道北京真正做主的是誰。北京要求「結果先定」,等於把集體討論過的答案預先寫進講稿,領導人到深圳只需照念。

這種情形在共產主義陣營的歷史上並不陌生。1979年6月,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赴維也納,與美國總統卡特簽署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。當時勃列日涅夫已72歲,中過風,口齒含糊,行走需人攙扶。會談中,他幾乎全程低頭照稿宣讀;卡特一旦問及稿外問題,外長葛羅米柯與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便湊近低聲提示,有時乾脆代為作答。那幾年蘇聯的重大決策,實際由政治局幾位老人共同拍板,勃列日涅夫只是坐在最前面的那個人。

更糟的一種可能,是習近平如今只是名義上的領導人,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中國領袖:頭銜仍在,合照仍在,決定權已不在其手中。網路上甚至出現更離奇的說法,懷疑北京可能安排替身出席,而替身既不能與他國領袖討論,更不能拍板。無論是身體、授權,還是其他原因,結論都指向同一處:今天的習近平,已經經不起即興。

這正是極權體制的內在悖論。共產黨以造神維繫統治,把領袖塑造成全知全能的「核心」,於是領袖的任何衰弱都不能示人;而一旦神像出現裂痕,維護神像本身便成了體制最重要的工作。講稿、休息室、被刪除的閉門會,都是為了遮住那道裂痕。

四、「戰時模式」下的深圳:把一座城市當作嫌疑人

如果說會議桌上的安排暴露了北京對領導人狀態的焦慮,那麼深圳街頭的安保,則暴露了這個政權對整個社會的恐懼。

深圳公安自己用了四個字描述當前狀態:「戰時模式」。各警種進入決戰狀態,防控措施提升至最高等級,建立「環深,環核心區」多層警戒圈。官方公布的措施已極為嚴厲:11月17日至20日,每天早上6時至晚上10時,外地牌照車輛禁止進入深圳六個主要城區,全市已有110多萬輛本地車輛申報停駛;11月11日至21日,全市禁止無人機、風箏、氣球和孔明燈升空;11月1日至22日,所有寄入深圳的郵件快件一律過機安檢,部分刀具、噴霧甚至蚊香都無法正常寄送;地鐵安檢全面升級,娛樂場所登記身分證,桑拿店須把顧客身分資料上傳派出所。

居民在網上反映的親身經歷更令人震驚。有女乘客稱,乘坐地鐵時,連內衣裡的鋼圈都被安檢人員拆除。有居民曬出小區通知,建議11月17日至19日全家外出旅遊;選擇留家者,重要時段可能有黨政人員入戶陪同;家中無人者,門上加裝電子封條,一旦開門即觸發警報。會場附近的居民反映,會議期間不得隨意出入,不得在陽台或窗邊觀望。網上甚至流傳「不得開窗,不得向外張望,否則被狙殺後果自負」的說法。外賣員反映核心區禁止進入,居民訂餐與收取快遞均受限制。一個人身處自己家中,能否開窗,能否出門,能否收外賣,都可能由安保人員決定。

與安保並行的是面子工程。部分爛尾樓被臨時包上藍色外膜,從領導人車隊經過的一側看去,彷彿已是竣工的新樓,被網民戲稱為穿上了「APEC外套」。道路、地鐵站、欄杆乃至屋頂都在集中清洗,連枯黃的植物也要用塑膠葉子遮蓋。安全與虛飾交織,整座城市為了領導人的視線重新包裝。

2014年北京APEC同樣被稱為「史上最嚴安保」。領導人會議於11月10日至11日在懷柔雁棲湖舉行,進入核心區的車輛須打開後備廂與前車蓋,乘客全部下車接受檢查;北京外圍設有22個檢查站,38個臨時路卡和140個鄉村路卡,街頭部署排爆機器人,警用直升機與大批武警。北京機關,學校和幼兒園調休放假6天,全市車輛單雙號限行,七成公車停駛,周邊200公里內大批工廠停產,工地停工,才換來所謂「APEC藍」。

然而兩者之間有一個本質區別。2014年的管控,主要針對道路、車輛、工廠、工地與會場外圍,目的在於防範恐怖襲擊,保障交通與空氣品質。北京市民記憶最深的,是多出6天假期,道路暢通,天空變藍,因而有了「APEC假期」與「APEC藍」兩個流行詞。

當年沒有大規模的黨員入戶,沒有空屋電子封條,沒有不准站在窗邊的禁令,也沒有安檢查到內衣鋼圈的民間反映,更沒有公開宣布全城進入「戰時模式」。北京是政治中心,國際會議安保嚴格不足為奇;深圳不是北京,卻把管控伸進了居民的家門與窗戶。這說明它防範的已不只是會場安全,而是把會場周邊每一個無法完全掌控的人,都視為潛在威脅。2014年是嚴密安保,

2026年的深圳則已接近一種暫時性的準戒嚴。

五、恐懼的三重疊加

中共為何緊張至此?至少有三重原因相互疊加。其一是排場。APEC是中國12年來再度主辦的大型國際會議,深圳又是中共標榜改革開放的樣板城市。

各國領導人與國際媒體雲集,北京自然要把城市粉飾得光鮮亮麗:道路要整潔,爛尾樓要遮掩,流浪者、上訪者以及一切所謂「不穩定因素」都要從視野中消失。它要呈現的不是一個正常運轉的深圳,而是一個經過徹底清場,專供外賓觀看的深圳。這是中共舉辦國際活動一貫的思路,也是黨文化中「形勢大好」敘事的必然要求:真實必須讓位於宣傳。

其二是治安風險確實在上升。經濟下滑,失業增加,地方財政困窘,社會矛盾長期積壓而得不到疏解,各地近來不斷傳出駕車衝撞,持刀傷人,以及針對學校、商場等公共場所的報復性事件。

有些事件僅在當地短暫通報,有些消息很快消失,但各地公安反覆要求排查矛盾糾紛與所謂「個人極端風險」,本身即說明問題的嚴重程度。據了解,公安系統內部已有相關通報。APEC期間若在深圳發生一起重大惡性事件,全球媒體都將報導,那就不僅是一宗治安案件,而會直接擊穿中共精心營造的「盛世」形象。因此它寧可把整座城市管控起來,也不能容許任何意外。

其三,也是最關鍵的一重,是習近平本人日益缺乏安全感。今年以來,凡習近平出席國內活動,安保級別都明顯提高。今年7月他赴上海,除封路與低空飛行管制外,沿車隊路線的部分高層住戶還被要求關窗上鎖。

張又俠、劉振立事件之後,中共高層與軍隊內部的信任鏈出現嚴重裂痕,習近平防範的恐怕已不只是訪民,異見人士或所謂境外勢力,而是體制內部,甚至掌握武裝,熟悉警衛系統的人。深圳毗鄰香港,人員、資金與資訊往來頻繁,在中共安全部門眼中,一切無法控制的力量都可能經香港進入深圳。一次國內活動尚且如此,聚集20多個經濟體領導人的深圳峰會,安保自然再升數級。

三重恐懼疊加的結果是:排場決定了深圳必須好看,治安決定了風險必須擋在門外,而領導人的不安全感,最終讓安保深入到普通人的家門與窗戶。這正是共產黨統治的典型邏輯。它以「鬥爭」立黨,把社會視為需要不斷征服的對象,把人民視為潛在的敵人。當它最需要向世界展示自信時,它展示出來的,卻是一座把自己的市民當作嫌疑人來防範的城市。

深圳人的應對,也折射出這種荒誕。深圳官方已倡導企業在11月16日至20日實行彈性工作,員工可居家辦公,休假或錯峰出行;官媒還專門報導,有人準備攜家人到周邊城市旅遊,或回老家小住。網上所謂政府統一發錢請居民出遊的說法,目前未見正式政策,可能只是個別單位或社區的安排。但對靠近會場、代表團駐地與車隊路線的居民而言,外出恐怕不只是旅遊,而是在迴避麻煩。一場國際會議,本應為城市帶來活力,如今卻要居民暫時離開,城市才算「絕對安全」。

六、前海的倒下與一張瓦解的庇護網

深圳峰會還有一層更深的諷刺,來自前海。

前海在習近平的政治敘事中地位特殊。2012年12月7日,十八大閉幕僅三週,習近平以總書記身分首次離京考察,第一站便是深圳前海。當時那裡仍是一片填海工地,他在現場提出,前海要「依託香港,服務內地,面向世界」。2018年10月,他再度到訪。2021年9月,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專門發布方案,將前海合作區從不足15平方公里擴大至120多平方公里,面積增加約8倍。前海因此不是一般的開發區,而是習近平向世界展示「改革開放仍在繼續」的樣板。

這個樣板的一把手是王守睿。他1966年生,山東菏澤人,長期在深圳任職,歷任羅湖區,寶安區要職及深圳市副市長,2024年5月升任深圳市委常委,兼任前海合作區黨工委書記、前海管理局局長。值得注意的是,菏澤正是彭麗媛的家鄉,鄆城縣即屬菏澤。

據香港《明報》報導,9月10日至11日,王守睿還隨深圳市委書記靳磊訪問香港與澳門,返回深圳不久即投案。10月12日,五中全會開幕前兩週,廣東省紀委監委通報,王守睿涉嫌嚴重違紀違法,「主動向組織交代問題」。在中共官場,主動投案往往意味著當事人已知無法倖免,其上層也已無力保護。

再往上追溯。王守睿在深圳仕途上升的那些年,主政深圳與廣東的是馬興瑞。馬興瑞2015年出任深圳市委書記,2017年任廣東省長,其後進入政治局並主政新疆,仕途一路由習近平親自提拔。10月29日五中全會閉幕,正式確認對33名高級官員的開除黨籍處分,其中包括馬興瑞、張又俠、中聯部前部長劉建超及工信部前部長金壯龍。11月,馬興瑞已被提起公訴。

政治學研究中共權力結構時,常用「恩庇網絡」來描述一位領導人的權力基礎:老部下、老鄉、老同事層層分布在各個位置,替他守門,替他辦事。檢視今天習近平的這張網絡,情況已面目全非。軍隊方面,二十大選出的七名軍委成員中五人落馬,只剩習近平本人與張升民。政治局方面,何衛東,張又俠,馬興瑞三名委員出局。武警方面,五中全會後,前司令王寧又被免去全國政協常委。地方方面,連他親自考察過的前海,一把手也已身陷囹圄。

自己挑選的人一批接一批出事,只能說明兩種可能:要麼是用人眼光出了大問題,要麼是有人在專門拆解這張網。無論哪一種,五中全會公報高調宣示「從嚴治黨」,被治的卻恰恰是他自己的人。這正應驗了共產黨鬥爭哲學的宿命:它以整肅他人起家,最終必然整肅到自己身上。習近平將在前海所在的這座城市接待川普與普京,他的樣板仍在,替他看守樣板的人卻已不在。

七、香港:從國際會議之都到白化的珊瑚礁

深圳的緊張,一路蔓延到了香港。香港入境處已與深圳邊檢舉行口岸聯合應急演練,對人員入境與大型活動明顯更加謹慎。原定11月13日至15日舉行的香港首屆大型成人展,開幕前夕突然取消,參展的日本藝人稱未能入境,主辦方只以「特殊因素」作解釋,香港入境處則否認曾拒絕相關人士入境。二者之間雖無直接證據,但一個已售票,即將開幕的活動突然停辦,時間又與深圳峰會高度重合,至少說明香港也已進入高度敏感狀態。一個不在香港舉行的會議,卻讓香港草木皆兵,這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。

香港曾是公認的國際會議之都。1997年9月,回歸僅兩個多月,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即在香港舉行,全球財長與央行行長等一萬多人雲集。當時亞洲金融風暴正在爆發,泰銖剛剛崩潰,香港依然把會議辦得井井有條。2005年12月,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在香港召開,上千名韓國農民前來抗議,在灣仔遊行,有人跳入維多利亞港。

其後雖發生衝突,警方拘捕了部分示威者,法庭依程序審理,但整個過程中,抗議獲得容許,市民照常上班,商店照常營業,記者照常採訪。國際社會的評價是,香港證明了自己既能舉辦大型國際會議,也能容納反對的聲音。香港的底氣,從來不是把人關在家裡,而是一套成熟的制度:法治、新聞自由、專業的警隊。

此後幾年,這套制度被逐一拆除。2020年6月30日,《國安法》生效。2021年6月24日,《蘋果日報》出版最後一期,市民徹夜排隊購買,印量達100萬份。2024年3月19日,《基本法》第23條立法在立法會一天之內全票通過。無國界記者的新聞自由排名中,香港從2002年的第18位,跌至2023年的第140位。

一座城市真正的生命力,不在高樓與港口,而在報紙、工會、教會、學校,在每一個人可以說出自己想說的話。社會學稱之為公民社會。當這些東西消失,官方便只剩一種方式維持秩序:處處設防,事事驚懼。今天的香港官方,與深圳的官方已無分別。

地質學上有一種現象稱為「珊瑚白化」。一片珊瑚礁外形仍在,礁石仍在,遠看形狀絲毫未變,近看卻已失去顏色,其中的生命早已死去,只剩一具白色的骨架。香港正是如此:維多利亞港仍在,中環的高樓仍在,國際機場仍在,但香港最根本的特質是自由。自由消失,城市便已死亡。我們今天看到的,是它的骨架。

結語:恐懼如何把極權的脆弱暴露無遺

一場送上門的三方峰會,北京寧可推開,也不讓自己的領導人多說幾句話。部長會改線上,閉門會被取消,三方會要求結果先定,凡是不能照稿進行的環節,一律刪除。深圳全城進入戰時模式,居民被勸離家園,爛尾樓披上外衣;前海的一把手在五中全會前投案;香港跟著神經緊繃。

這些現象背後,是同一種東西:恐懼。共產黨的統治從一開始就建立在謊言與暴力之上,它必須不斷製造敵人,不斷鬥爭,才能證明自身存在的必要。它把領袖造成神,於是領袖不能衰老,不能出錯,不能被追問;它把人民當作威脅,於是城市必須清場,窗戶必須緊閉;它以整肅起家,於是整肅最終吞噬到自己身邊的人。一個需要靠講稿保護領袖,靠封條保護會場,靠清洗維繫忠誠的政權,無論外表多麼光鮮,內裡都已失去了真正的力量。

11月18日,深圳峰會將正式開幕。習近平站多久,講多少,與誰會面,全世界都會看在眼裡。比這些細節更值得看清的,是一個極權體制在世界目光之下,如何一步步暴露出它無法掩飾的脆弱。